1、全球一体化加速同质化，大同世界来临
当代全球一体化的根本动力是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和普遍交往是资本向全世界扩张的必然结果，是资本的无限增殖和扩张本性的外在表现。信息技术的飞跃为全球一体化提供了技术路径，国际组织与全球秩序的重建，政治、经济、文化等国际交往日趋加深，是全球一体化的主要特征。
由于交通通讯技术的发达，人类文化传播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全球化改变了世界民族文化的初始存在形态，与世界接轨，向现代化转型，是基本趋势。
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大同社会的美好理想。《礼记·礼运》所描述的大同社会模式是儒家理想社会的经典表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孔子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天下归仁”是孔子的不懈追求和终极目标。康有为的《大同书》曾有这样的理想:“天理相通、四海同心”。孙中山思想的基本精神也可以浓缩为“天下为公”。
西方人也向往类似的社会一一“理想国”、“乌托邦”。国际法、功利主义、自由贸易理论乃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等，都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康德的世界主义思想体系，一定意义上是西方世界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
“大同世界”不再是带有复古倾向的朦胧理想，“世界大同化”是正在发生的实实在在的历史进程。
2、目前文明、文化冲突加剧趋势
在全球一体化的洪流中，不可忽视的客观现象是，在世界一些地区的文明冲突加剧趋势。
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美国文化价值观获得胜利。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已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与最后形式。
亨廷顿坚信各种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差异性、竞争性，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种族归属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因素，同经济利益、实力等物质因素相比，更能影响政治结果，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由于西方基督徒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肩负着向全世界传播文明的“使命”。根深蒂固的“天赋使命观”和“种族优越论”，使他们不能容忍地球上出现同西方文化价值观相悖的现象。在2005年，美国推出了“大中东民主计划”，声称“要让民主之风吹遍中东每一个角落”。时至今日，恐怖主义、难民潮提醒冲突升级，全球隐患爆发。
对于国际一体化平台上的不同民族，民族化、西方化、世界化成为三种不同的方向路径。
3、文明的更替与人类社会的动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的膨胀给人类带来了心理上、生理上的多种社会疾病，物欲膨胀、经济危机、道德沦丧、生态伦理、科技伦理等许多新兴话题相继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
什么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又是什么决定历史的交替？这些疑问困扰了好多年，终于在尼罗河岸边，我似乎有所感悟。似乎问题多多，但答案却只有一个——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包括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铺相成，只有彼此提携，相互成全，社会才能得到全面系统的发展。
易经，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完整论述宇宙本体的著作，八卦作为其决策模型，是建立在统计学、预测学、统筹学基础上的，易经从易理的角度其实也是在论述着理性主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是不断自我更新，获取新生的能量；厚德载物就是建立强大的价值理性体系，引导人与社会的发展方向、目标。
4、信息文明时代的新秩序
儒家更是把易经的生生不息通过“三纲八目”具化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人格蓝图和人生愿景，而且设计了实现的路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为理想愿景变为现实设计了可行的路径。
目前混乱的世界需要建立文明的新秩序。
西方文化是对外征服的文化，所以有“终结论”，目前的全球战争与冲突，无不与此有关；而中国的文化是和合文化，不排他，所以推崇“和谐论”。
《左传》中的“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孔子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墨子的“兼相爱”、“爱无差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政通人和”。
传统文化对和谐社会理想蓝图的描述，对于当代实现安定有序、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文化是诞生于农耕文明，但不仅仅是农耕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能够进行现代化，特别是容易与信息文明的融合，与世界和平发展的大诉求相适应。
5、中国企业走出去传播中华文明
企业形象与国家形象息息相关。企业是“走出去”的主体，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力军，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是一张张中国国家形象的名片。国家强大，形象良好，企业和国民“走出去”才会受到世人的尊重。
中国企业是在中华文明长征：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中国企业将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中国文明的坚实后盾。在中国走出去的历程中，让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广泛传播，中国公民、中国企业、中国品牌、中国良好的形象在世界的树立，让世界成为中国创造的受益者。